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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义相如析

| 陶渊明

腹有诗书气自华

中国电影史

创作背景

孔子“作春秋”的原因,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:“余(太史公)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之,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 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“司马迁对《春秋》极为推崇:”夫春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敝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……故春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

学术界对于《春秋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。胡适认为:“《春秋》那部书,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,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。后来的史家把《春秋》当作作史的模范,便大错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‘说真话,记实事’。《春秋》的宗旨,不在记实事,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。”徐复观先生也说:“可以断定孔子修《春秋》的动机、目的,不在今日所谓‘史学’,而是发挥古代良史,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。可以说,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,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。”

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《春秋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。杜预在《春秋左传集解·序》中说:“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,考其真伪,而志其典礼,上以遵周公之遗制,下以明将来之法。”朱熹说:“圣人作《春秋》,不过直书其事,善恶自见。”

《春秋》记史的笔法与《史记》不同。司马迁明确指出:”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春秋,谬矣。”但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义”并不意味着其“言”是失实的。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:“如果说‘良史’、‘实录’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,‘微言大义’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。”也许正因如此,《左传》才会说:”《春秋》之称,微而显,志而晦,婉而成章,尽而不污,惩恶而劝善,非圣人,谁能修之?“

作品性质

孔子所作的《春秋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,这是从先秦孟、荀到两汉马、班诸家一致的看法。两汉以后,今文经学衰微,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,开始视《春秋》为历史学著作,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《春秋》性质之争。

围绕《春秋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,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:

1.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,即以《春秋》为政治学著作,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,近人徐复观、吕思勉、胡适等;

2.古文经学家及近代“古史辨”派学者的观点,即认为《春秋》是历史学著作,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,近人钱玄同、顾颉刚、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;

3.调和说,即认为《春秋》“亦经亦史”,持此说者如钱穆、雷戈。就“亦经亦史”的说法,钱穆认为《春秋》是一部“亦经亦史的一家言”,理由是古无经、史的区别,经、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,

“若我们定要说《春秋》是经非史,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,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,未免搔不着痛痒”。然而关于“经史不分”之说这点,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,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、史先于经的观点。

后世影响

无论从哪方面考量,《春秋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。

它的编年体例,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,“系日月而为次,列时岁以相续”,垂范千秋,继之者众,《资治通鉴》最称出类拔萃。

它的私修性质,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,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。而“二十六史”中,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,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。

它的春秋笔法,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,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,那便是勇敢无畏,刚直无私。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,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。

圣人其萎,而《春秋》不老。爱读《春秋》者,代不乏人。最为民间所熟悉的,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。君不闻一幅对联有云:

孔夫子,关夫子,万世两夫子;

修春秋,读春秋,千古一春秋。

何妨一学关帝,挑灯清夜读《春秋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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